优秀论文 | 设计学视阈下宋建本版面范式系统设计研究
2014年，《装饰》杂志进行了首次年度“优秀投稿论文”的评选暨优秀作者交流活动，并作为年度常设活动举办。
日前，《装饰》《装饰》2021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出炉，我们将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2021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并附上编辑评语，以飨读者。
编辑点评
设计学视阈下宋建本版面范式系统设计研究
孙琬淑，浙江外国语学院
内容摘要：设计学视阈下，基于宋寸模块网格系统，宋建本版面范式的系统设计体现在规范其书版规格为7∶10和3∶4的比例规律;网格纵向以两宋寸五等分，横向以三等分为主要的尺度设计标准。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研究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形态下的宋代福建雕版印书以市场为导向，民间自发的行业规范解决了刻本多样性与标准化的生产问题。通过对一块整版的网格分割标准的灵活设计，在技术层面解释了雕版印刷优于活字印刷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宋建本、版面范式、网格分割、雕版印刷
古籍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多指坊刻本，因其刻书以盈利为目的，校勘水平不高，故有“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的评价。但是，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提到，建阳坊刻有一个特点，刊刻力求精工，使读者开卷即有赏心悦目之感。[2]目前，学者对于宋建本的版刻特征研究，主要是从字体、版式、纸墨等标尺做地域差异性的解读。笔者认为，宋建本的版刻特征还应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的讨论空间[3]，刻本优良的衡量标准不仅有文字比勘的内容维度，还包括刻本生产的设计维度。由此，在设计学视阈下，宋建本版面的“赏心悦目”或许还可以继续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一是宋建本版面范式内容与形式的设计关系，二是宋建本版面形式多样化的设计路径及其原因。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试图以宋建本版面范式的设计规律为线索，探索其背后雕版印刷工艺的技术特点、文化形态。
一
装饰趣味:宋建本版面范式的形式系统设计
1
不同于浙江地区的刻本版面范式，宋建本的版式除了常见的边框、版口鱼尾、象鼻、界行、字体等视觉元素，在版面设计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导向性的图形符号。这源于宋代出版经疏合编书籍的体例创新，增加了版面文字信息传播的复杂程度。一方面，设计者希望方便读者查阅经注疏;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组织布局这些文字，从而达到信息有秩序的传递。相对于文字符号，图形符号的视觉冲击力更强，辨识度更高。图形符号与文字混排，可以很好地处理诸多信息内容的层级关系，使版面建立有序的阅读流程。因此，从版式设计的信息传达功能来看，这些导向性的图形符号可提高书籍版面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从形式上满足注疏合编体例创新的功能需求，同时又兼有书商营销层面的审美与阅读的统一性。
从装饰趣味上来看，图形符号的设计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图1)第一种是文字图形化的设计形式。这类的图形符号多用墨盖子将文字信息进行阴刻处理，黑底白字，甚至四周再加一圈墨围，形成双边纹饰的视觉效果。墨围，是将文字周边用墨线围成的小黑框。墨盖子，又称阴文，指为了凸显将版面内的某字衬以墨底刻成白文。墨盖子有矩形、椭圆形等图形样式。[4]第二种是为强调标题的图形符号设计。在文字上方增加空心圆圈或者鱼尾样式的装饰性图形，为了使标题醒目，引导观者有序阅读。这种加强导向性的图形符号有空心圆圈的，有呈黑色长方形四周加边线的，也有加圆圈和鱼尾样式的形式，还有直接在标题大字的四周加上双线边栏。第三种是有关周易内容的图形符号。这类设计直接将周易八卦的图形设计到内文中，与大字占据相同空间，并将相关的信息内容图形化设计，形式为方块样式，黑底白字或白底黑字。总之，这些导向性的图形符号设计为圆形、方形或鱼尾等形状，增强视觉表现力，直观生动地引导读者准确、迅速地找到关键信息，为文字导向服务。同时，这些装饰性的图形符号还承载着书籍版面的美观功能。尤其是符号设计的形式多变，细节多样，具有独特的视觉吸引力，调动读者的观看兴趣并刺激其购买欲望。这从设计营销的层面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性，并且满足了文人士子心理与生理的多重需求。这些具有导向性的图形符号的设计系统，不仅从功能上建立版面的阅读秩序，还使建阳坊刻本富于地域与时代特征。
1.宋建本导向性图形符号的系统设计
2
装饰性的牌记样式
牌记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页，是建阳书商将书名、作者、刊刻地点、刊刻年代等信息设计为一个图记的系统设计。(图2)这时的牌记既有广告宣传的作用，同时也是宋代出版物版权意识觉醒的体现。[5]从功能性来看，建阳书坊刻书业之间竞争激烈，诸如刘元起、黄善夫、蔡氏等知名的坊刻者，在序页或目录页之后刻有自家牌记，是一种品牌营销手段。牌记常被用来作为古籍版本鉴定或考订版本源流的参考依据，但须谨慎判断的是，牌记又是书商盗版经营最容易作假的一种手段。从审美来看，宋建本中的牌记样式丰富，由简到繁的装饰特点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简洁的类似版框样式的牌记设计。有四周单边的牌记设计，如建安黄善夫的牌记样式，文字分两行，四周以粗黑线的边栏设计;有文武边，左右双边，外粗里细，上下单边的牌记设计，如蔡梦弼的牌记样式;有四周双边的牌记设计，如建安刘元起、建安蔡纯父子、麻沙刘将仕等牌记样式。第二种是装饰强，样式新颖类似园林窗花的牌记设计。如钱塘王叔边刻本的牌记设计，左右单线双边，上下文字上方有空心圆圈图形符号，在加花边鱼尾的装饰性纹样，将整体牌记突出强调，样式新颖独特。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的牌记设计，四周单线单边，将四个直角转折处，设计为两个圆弧形状，类似园林窗花的样式设计。蔡氏刻本的牌记设计，四周双边，外粗内细，四个直角转折处，设计为内凹角样式。廖氏刻本的牌记设计，四周单线，在四个角边线内部，加入线框设计，补充为闭合长方形状，样式新颖。牌记样式的装饰性与趣味性十足，从侧面可看出，宋建本在流通中激发了消费者、市场及书商对刻本形式多样化的需求。
2.宋建本装饰性牌记样式的系统设计
3
区域化的文本层级关系
篇和卷是宋建本的计量单位，其中卷次命名又有“上下、内外、前后”等，十分复杂。[6]而宋建本版面文本的层级关系除了书名和卷次，还有著者与编者、刻本年代及刊工姓名、刻书家、本版字数、页码等内容。[7]在从右向左的直排布局中，如何建立页面高效的视觉引导，从而使阅读流程顺畅，书写格式的规划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看，宋建本直排文字书写格式的设计，主要表现为文字信息视觉阅读引导的变化。首先，宋建本书写格式纵向的视觉流程，表现为书名标题或卷次名顶格设计;其次是副标题、撰者信息或双行注文小字等信息。这些文字的书写格式有两个设计标准:一个是以前排的字符为书写标准，常见的有空前排一到两个汉字;另一个是以版面设计中隐藏的网格线为对齐基准。多数书写格式的设计标准会同时符合以上两点，也有个别案例未能分辨出是空格前排几个汉字时，往往是以隐藏的网格线为设计标准。这种设计方法不难理解，因为早在我国的石碑文化中，汉字之间会有方块格子作为文字书写的对齐标准。
以九江郡斋刻本《自警编》为例:段落正文转行的一级层级标题顶格设计;二级层级“学问类”提行，以网格线为设计基准，空格三分之一宋寸单元格;三级层级读流程顺畅，书写格式的规划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看，宋建本直排文字书写格式的设计，主要表现为文字信息视觉阅读引导的变化。首先，宋建本书写格式纵向的视觉流程，表现为书名标题或卷次名顶格设计;其次是副标题、撰者信息或双行注文小字等信息。这些文字的书写格式有两个设计标准:一个是以前排的字符为书写标准，常见的有空前排一到两个汉字;另一个是以版面设计中隐藏的网格线为对齐基准。多数书写格式的设计标准会同时符合以上两点，也有个别案例未能分辨出是空格前排几个汉字时，往往是以隐藏的网格线为设计标准。这种设计方法不难理解，因为早在我国的石碑文化中，汉字之间会有方块格子作为文字书写的对齐标准。以九江郡斋刻本《自警编》为例:段落正文转行的一级层级标题顶格设计;二级层级“学问类”提行，以网格线为学问”提行，低前排两个汉字;四级层级正文顶格设计，转行后低前排一个汉字。以第一段“范鲁公质”等文字内容为例，皆以转行的设计标准进行编排，形成区域化布局。后一段“太宗欲相”等文字内容“跳出”，又以同样的书写格式形成另一个区域化的布局设计。(图3)这种分类区域化的设计系统，目的是使读者清晰文章的段落内容，在页面有秩序、有层级关系的设计引导下阅读。
3.九江郡斋刻本《自警编》版式区域化文本层级关系的系统设计
4
多样性的插图与行款布局设计
为使读者很好地理解书籍内容，以“图书之府”闻名的宋建本，在版面上配有许多插图设计。这种插图的设计系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插图形式上的设计系统，另一个是插图与行款布局的设计上。
首先，在插图形式上，不仅有常见的诸如地图、易图、人像图，还有思维导图式的文字信息图表的设计。比如，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皇五帝”的版式设计，编辑者将文字内容用类似树状图的思维导图结构，梳理“三皇五帝”的内容。这种文字信息图表的结构形式，以父子层次结构来组织内容，分枝可表示其相互的关系。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宋建本版式设计中强烈的图版意识。
其次，在插图与行款布局的设计上，笔者根据对宋建本影印本的图像分析，发现插图的设计改变了刻本行款的设计。(图4)古籍行款指文字的书写顺序和排列形式，包括字序和行序。字序自上而下，行序自右而左。宋建本插图与行款布局设计的基本形式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上书下图”，插图与行款呈上下分割布局，行款在上，插图在下。比如，刘氏天香书院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中的“鲁国城里之图”，就是典型的上下分割，以文释图。再如，毕万裔宅富学堂刻本《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中“六朝建都之图”，行款一行六字，标题在上，插图在下。其中在插图的区域内，又呈左中右的分割形式。横跨两个版面的插图，行款只有一行标题字体的设计，而字体的大小受制于界行的宽度。这使纵向直排的界行样式，形成由右向左横向的界行设计。横向的界行宽度往往以隐形的网格线为基准，同时界行宽也是标题字体的高度。另一种是“左图右书”，插图与行款是左右分割布局，行款在右，插图在左。这种行款有的呈一行几字的标题字体设计，四周会加单线或双线的边框，有的是几行几字，图文并茂，相辅相成。例如，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其中“春秋诸国地理图”，标题字在左上方，文字有边框设计，四周双边，外粗里细;跨版插图的尺幅受限于刻本版框高广的尺寸，中间无中缝版口。也有尺幅较小的插图混排在行款之间，其尺幅的宽度往往是界行宽度的倍数，而高度则是以宋寸单元格的二等分或三等分为基准计算。
4.宋建本多样性插图与行款的系统设计
建阳书坊林立，竞争激烈，各家商铺在书籍版面范式的形式设计上有诸多装饰趣味，从而取悦读者，扩大市场份额。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宋代福建地区民间的版刻设计自成系统。为满足书籍体例上的注疏合编功能需求，其版面视觉各要素之间建立起了设计关系。总体来看，宋建本版面范式在形式上的系统性设计可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导向性图形符号的视觉设计;第二点，区域化书写格式的视觉设计;第三点，装饰性牌记样式的视觉设计;第四点，多样性插图与行款的视觉设计。
二
比例分割:宋建本版面范式的标准化系统设计
1
笔者以《中国版刻图录》《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本为视觉材料，通过构建基于宋寸模块网格系统，分析具有确切版框尺寸记载的宋建本35本。从用尺标准来看，宋建本主要有宋代营造尺和福建乡尺两种尺度标准，如图5所示，左侧绿色为营造尺标准，右侧蓝色为福建乡尺标准。笔者将影印图像放在基于宋寸单元格的模块网格系统进行比对与叠加，发现“一版双面”版框高与宽比值为7∶10的刻本图像重叠最多，其次为3∶4。从以上比例规律可以看出，宋代福建地区的坊刻本似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业规范。7∶10的比值是宋刻本“一版双面”版框高广的普遍规律[8]，而出现的新的比值3∶4，或许是为更利于书商节省成本，以达到较高版面使用率的设计目的。当然还有个例的书版规格，是7∶9和8∶11。这些没有被标准化的比值，取决于书籍刊刻成本的预算，或书商编辑根据不同书籍品类设计的结果，或是民间雕版印刷业“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局限于地域性刻本生产技艺的保护，宋建本书版规格的比例规律逐渐形成7∶10和3∶4为主的设计规范，也反映出坊间刻书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竞争下的刻书设计多元化的审美标准正在萌芽并发展。
5.宋建本版面范式中书版规格的比例新规
2
宋建本行款格式的多样化与分割标准
宋建本因其出版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行款格式的多样化特点，看似是视觉层面的审美结果，实则是潜藏其表象之下的基于宋寸单元格的模块网格系统，也是基于数理平面分割的设计结果。笔者将宋建本影印图像的版面等比例放大或缩小，目的是还原该刻本的原书大小，使其与记载的版框尺寸保持一致。根据用尺标准和宋寸模块网格系统的双重比对，笔者发现宋建本的行款格式可通过网格设计的分割规律归纳为1∶2和2∶5的比例关系。(图6)比如宋建本行款格式与宋寸单元格为1∶2的比值，呈现行款疏朗的版刻特征;为2∶5的比值，主要是刻本行款紧凑的版刻特征。由此可见，无论出版主体还是书版规格有何不同，根据出版人的成本预算和刻本品类的需求，宋建本的版面范式主要形成1∶2和2∶5的网格分割标准。宋建官刻书由政府出资，财力可观，这类刻本一般以1∶2的比例设定行款格式;而宋建家坊刻本，有为节省成本的，设定好印版大小，以2∶5的比例划分刻本的行款格式，由此文字细窄，上下排列紧密。总体来看，宋建刻本的宋寸模块网格系统设计，网格结构横向分割基本以三等分为标准，而纵向分割灵活度更高，主要取决于版面行款的疏密变化，并限定了界行和字体的宽度。宋建刻本字大悦目、行款疏朗，则宋寸模块网格单元格的分割数量少，界行宽;如为节约成本，刻本字行紧凑，则宋寸模块网格单元格的分割数量多，界行窄。
6.宋建本行款格式与宋寸模块的比例关系(图上:吴坚福建漕治刻本《张子语录》，图中:建宁府黄三八郎刻《钜宋广韵》)
3
宋代福建本几遍天下，成为继浙江、四川之后的又一大刻书中心。除了福建自身的地缘优势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还得益于宋室崇文的政治理念和在商品市场规律运行下的大众文化。宋代福建官学与私学并兴[9]，作为科举文化和理学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宋建本的市场需求量大，刻书种类繁多，因此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版刻特征。坊间刻本在内容上或许校勘不精，但其版面范式设计有功能性的装饰元素和一定比例规律的系统化设计。整体来看，以宋建本为线索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形态，在实质上是雕版印刷技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的产物。福建坊间刻本种类多、印量大，能够被批量化生产，并形成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也正是大众文化商品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0]因此，形成宋建本版面范式系统设计的大众文化形态具体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是，宋代福建民间雕版印刷技术基础坚实。此地先后刊刻了规模浩大的儒释道三大藏的刻书活动[11]，再加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这里早已积累了雕版印书人文与技术的刊刻实力。这种产生于下层社会的雕版印刷技术，具有更广泛的技术基础。[12]
二是，宋建本的流通促使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宋代文治下的科举制改革，客观上激发了平民取仕的积极动力。闽浙两地文人士大夫成为宋王朝的重要支柱，尤其是朱熹在故里建阳、武夷一带创立“闽学”，兴建书院、结庐讲学。[13]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遍及闽北，一时民间出版用书需求大，藏书与刻书风气兴盛。
三是，宋建本种类丰富，印量大，书商经营意识超前，逐渐兴起了集编辑、雕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流水作坊经营模式。[14]书坊主人重视培育人才，不仅自己从事售卖，更是编辑校对的组织者。这使刻本在刻印前期就具有很好的设计规划，后期雕刻工序又基本以家庭作业或师徒关系为主，由此形成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使得宋建本版面范式设计标准的建立成为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域出版的意志、规格、风气及趋向。
四是，经书文本类型多样化发展，客观上成为市场自由竞争的风向标。执政者为加强思想统一，强调儒家经典的书籍传播，而儒家经书文本在宋朝时期逐渐规范统一。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文本形式得到确立，经书文本也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样的形式。[15]宋建本为迎合科举用书，书坊把经注和疏编刻一起，便于读者查阅。
从设计内容与形式的层面来看，这种刻本内容体例的多样化发展，同时又影响市场导向下宋建本版面范式的设计系统。以建阳书坊刻本的颜体字为例，为配合刻书内容的注疏合编，在汉字排印上，书商有意识调整正文大字和双行注文小字的字体特点，单行大字横细竖粗，双行小注横竖等细，视觉上墨色淡，目的是在视觉上凸显大字，降低小字的版面灰度，从而使文字层级分明，提高易读性。在刻书内容上，比如南宋中期黄善夫刻印的《史记》，就是将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为一体的合刻本。还有“纂图”的经子新读本，也是经书中配有大量插图，如图像、图解和地图等，其目的都是便于科举考试的阅读与理解。
综上所述，宋代社会变革促使福建坊间刻本以市场为导向，竞相发展。福建地区雕版印刷技术普及、市民需求量大，一体化的手工经营模式促使宋建本的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这种雕版印书的大众文化气象使宋建本版面范式设计达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形成区域性的版面范式设计系统。
结语
宋建本书籍体例上的诸多变革以及刻书出版业产业化的营销手段，均影响了其版面范式的系统化设计。在设计学视域下，坊间书商为使版面设计达到美观与实用性并重，形式配合内容的发展设计出导向性的图形符号、版式区域化的文本层级关系、装饰性的牌记样式，以及多样性插图与行款的系统设计，达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从设计路径上来看，笔者以宋代营造尺和福建乡尺两套尺度体系构建基于宋寸单元格的模块网格系统，对宋建本的版面图像进行对比与分析，发现不同版刻特征的宋建本有其内在的版面范式设计规律。即宋建本书版规格主要有7∶10和3∶4的比例规律，并且行款格式受隐形网格分割标准的设计制约，纵向为1∶2和2∶5两种分割标准，横向为1∶3。由此说明，雕版印刷技术比活字印刷更具有灵活性与实用性。一整块印版可根据刻本内容与形式、成本预算的需求，做装饰趣味性的设计，或改变字体大小，或设计行款格式的疏密。大众文化形态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宋建本版刻特征变化多样，并受内在网格系统的设计规范制约，从而实现宋建本的多样性与标准化生产。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叶梦得:《石林燕语》[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第163页。[1]叶梦得:《石林燕语》[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第163页。
[2]“古籍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参见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72—75页。
[3]万安伦、刘浩冰:《出版学科视阈下出版生活史的实践探索与问题启示》[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7期，第57—66页。
[4]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历代刻书概况》[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第90—108页。
[5]陶东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第101页。
[6]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52页。
[7]杭间:《中国工艺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33—69页。
[8]方彦寿:《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增订建阳刻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第37页。
[9]李瑞良:《福建出版史话》[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第13页。
[10]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页。
[11]肖禹:《古籍文本数据格式化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第56—60页。
[12]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2—7页。
[13]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401页。
[14]李楠、李杰编著:《中国古代藏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第23页。
[15]孙琬淑:《比例规律与设计标准——宋刻本“一版双面”版框高广的尺度范式研究》[J]，《装饰》，2020年第6期，第76—80页。
来源：《装饰》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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